第七二六章 梦想、现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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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一步棋,却是建立在对东南形势的了解,将领思想的把握上,做出的冷静选择。

    结果到了这里,俞大猷已经被召到杭州去了,但沈默看到了长子,就更加放心了。于是安安稳稳的驻扎下来,等着最新的情报。

    当沈默把情况通报给长子,没想到他对岛外发生的事情,也了解不多,似乎俞大猷也在封锁消息,不过长子告诉沈默:“我家老总临走时交代,没有他的命令,所有战船不许出寨,就是大帅下令也不行。”

    这既是个好消息,又是个坏消息,因为它一方面说明俞大猷的立场没有问题,态度十分坚定,但也说明确实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朱五并没有跟随沈默走水路,而是在莱州乘快马南下,联络指挥各锦衣卫千户所,尽可能的收集情报,为沈默的决策提供支持。

    锦衣卫的效率很高,第三天便将各方面的最新情报,汇总摆上了他的桌面,事件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

    看似铺天盖地的东南叛乱,其实可以分成两场。北边皖南、浙江、江西一带,是银矿工人叛乱,南边江西、福建、广东一带,是‘三巢’农民造反,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

    先说银矿工人的暴乱,这其实是个历史问题。随着近百年来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社会结算的主要货币,随之而来的,是对银矿石需求的激增。银矿的开采由官府控制,但实际采矿的,却是邻近地区、以宗族为单位的彪悍山民。

    为了完成上差、中饱私囊,官府往往定下极高的上缴额度,并通过矿卒和官差,监督监视矿工采矿,严惩偷懒懈怠者,并对偷盗矿石、偷挖矿山者绝不姑息。

    在当时的条件下,矿工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出现死伤司空见惯,且要整曰面对官府的盘剥与欺凌,怨气越来越重。这种时候,有地方豪强登高一呼,很容易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按照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除了抵抗官府的暴政外,还有更吸引人的目的——私开银矿。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不被官府容忍,往往面临着严厉的打击,但因为矿工们又以宗族为单位,团结彪悍,而且银矿所处之地,往往是山脉连绵,军队很难打得过山民。加上私开银矿的收入,即使对于普通矿工来说,也远远高于为官矿劳作,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便造成了延绵百年,无法根除的冲突根源。

    历史上,杨廷和当政时,曾经采取一些手段,缓和了官府与矿工的矛盾,但严嵩柄国后,一切急转直下,官府贪墨、压榨矿工,逼死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眼看就要再次造成暴乱,但东南倭寇的横行,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官府的注意力不再放在矿山上,卫所军队更是在战争初期,被强大的倭寇消灭殆尽。于是从嘉靖三十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官府对矿山的监管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后果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私开的银矿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矿区冒了出来,其中最大的一片,是位于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带。这片方圆六百里的地区,有浙江衢州府的西安县北方银场、开化六都银场、江西婺源德兴银场、玉山银场等七八个银矿,私自开采的矿洞,竟达到一百多个,每个都有不小的出矿量。

    与之相对的,是官开银矿的萎靡,甚至找不到足够的矿工开工,每年的供应量自然锐减。在战争时期,为了避免内外交困,官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如今倭寇已被彻底赶走,没了外部的压力,官府就不能任由其折腾了。

    事情的关键人物,是浙江巡抚、御史中丞王本固,他早就对矿山的这种状况忍无可忍,便想接着抗倭胜利的锐气,雷厉风行、一举解决这个痼疾。便在没有通报总督衙门的情况下,带领本部数千官兵、降临衢州府,率衙役、官差、团练、乡勇,共计近万人,浩浩荡荡的进山封矿。

    起先进展十分顺利,查封了十几个矿山,逮捕反抗的矿工数百人,仿佛一下子就把私开矿山的风潮扑灭了。但王本固知道,参与采矿的人有数万人之多,且因为衢州顾名思义、是三省通衢之处的意思,与江西、南直徽州搭界,所以一闻风声,矿工们便从山上逃到别省。巡抚、知府、县令,都无权越界追捕,只能望而兴叹。

    等朝廷撤兵,那些逃走的矿工很快便会回来,扒开被封闭的银矿,继续进行开采。这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却依然在重复着。

    王本固没有这份耐心,为了达到杀一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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