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3章 CD之殇
第583章 CD之殇 (第2/3页)
准了高骈修建罗城的请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后由长安奔赴成都避难一样。这座名为罗城的新城，它以张仪所筑的秦代成都城为核心，再向四面扩展，不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还新开拓出巨大空间，以供此前已显得非常拥挤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罗城周长为二十五里，相当于秦城的两倍。更为重要的是，罗城将原来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罗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从而利用岷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环状护城河。同时，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划过并与此前开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市民的饮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毁灭性打击是宋元交替时期。众所周知，宋太祖惩五代时期军人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安全之训，将宋朝设计成了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由皇族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家。军事上软弱之时偏偏又列强环伺，因而长期采用金钱换和平的办法，虽与周边异族政权不时有摩擦，但总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里骑马射箭的女真人牧马南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康王赵构南逃杭州再续大统，是为南宋。与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势。在南宋和金，以及后来灭了金的蒙元的对峙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这时已不再像唐朝那样是安全而稳定的后方，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前线。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识到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便空前激烈，顺理成章的后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祸的频率便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种种考虑，主动放弃成都，将兵力压缩到川东一线，以确保长江中下的安全。按理，这时的成都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南宋军队的袭扰和不服蒙元统治的成都民众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为光火。这一时期，毁城和屠杀便是成都不断遭受的宿命。
成都遭受第三次毁灭性打击发生在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期间。1644年八月初五，张献忠兵分两路，步、骑兵由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和新津出发，两军相继抵达成都城下，天府之国首府成为一座危在旦夕的孤城。明军总兵刘佳胤率军出战，一战即溃。两天后，成都失守。不久，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大西。在张献忠占据四川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以嗜杀著称的草莽英雄，随着他在几支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中的越来越趋于劣势，于是对他治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和破坏，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锐减，城市要么被他毁掉，要么则因人烟稀少，年久失修而渐渐成为草木繁盛的荒野。
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剿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
张献忠据蜀晚期，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他一面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大杀军民：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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