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7 党争伊始

    仁宗篇17 党争伊始 (第3/3页)

理念,显然与“民重于社稷、重于君”的思想相悖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王士廪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赤裸。

    因此,在王士廪执政的这些年,他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当然这份“名声”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响大局,作为当权者,他根本不需要纡尊降贵去迎合那些清谈之辈,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国统治阶级,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权派眼中,王士廪这个尚书令,干得实则还不错。大汉帝国这艘巨舰,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渐渐显出陈旧斑纹,但在他的掌控下,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内,也是一般,即便打心里,反对王士廪的理念,鄙视其德行,但本着一个“相忍为国”,也还能忍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同样也匡补王士廪的不足(比如对权贵、贪腐、浪费的打击)。

    真正让包拯对王士廪不满,并引发直接对抗的原因,还在于王士廪的恋权专政,不肯引退。到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担任尚书令,已经整整五年了。

    按照从世宗时期起,就彻底形成的关于尚书令任期的政治原则,王士廪该退位让贤了。然而,已经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廪竟一点卸任的迹象都没有,相反,他加紧在朝廷内外揽收权力、安插人手、培植党羽。

    这样的行为,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并且一定会引起公愤。而在众多口诛笔伐中,包拯是态度最为坚定与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廪恋权占位之举,如果成功了,对帝国政局稳定的破坏与伤害。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包拯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私下劝说、上表陈情以及堵皇帝的门,希望刘维箴能够干预朝局,拨乱反正,朝廷回归正轨。

    包拯自然失败了,皇帝的态度很暧昧,对王士廪尚没有一个结论,但对包拯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而经包拯的处处作对设阻,王士廪对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党羽,与其为难,甚至认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但是,包拯虽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与尚书令直接诶对抗,也是力有不足。

    当王士廪调动政治资源,全力打压包拯时,他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于职守,从他个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的下属、家人、同学,可就不一样了。

    在“王包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包拯却突然撤火了,并很快死了,自然难免带给旁人诸多猜测。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发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与“相党”扯上干系,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针对对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后,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这种作为,更加引起公愤。

    于是,大量臣子上表,为包拯说话,力护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学士欧阳修,哀惋之余,亲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赞其品性、操守与功绩。

    在群臣的争取之下,包拯方得一个“文肃”的谥号,当然,这其中,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也从包拯开始,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激烈程度,堪称开国之最,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