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第2/3页)
”，没读出“预言”。
《红楼梦》是一部有预言感的书。但《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规律”的书。
中国的社会规律有两种：一种是“演绎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到1949是三十年，1949到1979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之变有目共睹。还有一种说法是“五百年出一真龙天子”，这其中的根据很神秘，依天象。
第二种规律是“归纳法”，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时代更替，有始有终。
归纳法是宏观经济学，演绎法是微观经济学。
《三国演义》的“规律”在微观之列。
您于“易学”，于“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内修的，在写新书时，可否收敛于书内？
那天，您谈的多的是“土地”，讲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讲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问题可以研究。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民”这个字，他的“三民主义”有开世之功。
在以前，中国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栋梁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后，万象更新，民众盟生自主之愿，国名先是“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现在仍有些旧属之气，但云开了，光线照进来了，算一算，从中山先生提出到现在，仅一百年光阴，和两千年的“一统帝制”比较，时间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过来也要一段时间呢。
您那天讲土地政策，讲到把土地分给农民，再收回，还是站在帝制、皇帝观念上说话，把国家和民众对立着。
比如80年代初，土地分给农**产承包，因为**必须关心几亿农民吃饭的问题。进入90年代之后，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因为土地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是农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点矛盾集中暴露在城乡交接地带。
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了，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吃饭是大事情，才有“基本农田”这一说法。
站在“土地是农民的”这一基础上，我觉得有站错队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观念。
再说些改革中的观念。
土地与田园
农本思想与田园经济是我们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我女儿穆一读初中一年级那年，您给她写过一个书签，“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她一直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前中国人就是两件事，读书与耕田，很多人家门楼上写着门匾：耕读传家。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当朝宰相求隐，叫“告老还乡”。但如今的中将或部长，退休了，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要仗权势圈地。商贾做大买卖的人，也要在乡下置地，无地的人，就是稗草，被风吹着没着落。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人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以前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原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了活路。
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故土情，是写“主旋律”，因为是那时候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一种“主旋律”。
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土地的所属不平均的时候，多的是地主，少一些的叫富农，可怜的叫贫农、雇农。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如今的农民是职业了。
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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