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第3/3页)
文学的学习，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学习不仅仅是写作方法，也有思维层面的东西，比如“小说”这个概念。中国的旧文学称为“小说”，是基于思维方式的命名，这种文学形式不是走在社会大路上，是羊肠小道，不承担社会重大责任，基本是娱情娱乐，占个“小”字。中国的旧文人，写诗写散文，署自己真实姓名，写小说，多数用化名，因为在以前，写小说不被认为是文化才能。今天的小说，能走在反思社会进步与倒退的主航道上，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结果。但现在还有另一个事实，如果把西方的文学标准拿掉，我们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中国文学标准吗？如果真的把西方文论丢开，可能有些评论家就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写批评文章了吧。
西北大学有一位硕士生，毕业论文写贾平凹，核心谈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来找我，说是听听我的看法。我先让他说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个学生挺认真，“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梳理得挺清楚。我又让他说说汉语中“士”和“文人”这两个概念，他说得不太清。我告诉他，中国传统文化人有个标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是外来词，也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达或不达，都要有社会关心。中国的文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的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突出人物，有对中国传统反思与扬弃的一面，也有学习借鉴西方的一面。但你敢肯定他们会沿着西方标识的知识分子路标往下走吗？这位学生说，那这个文章写不成了。我说你要写，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这也是贾平凹写作里有大魅力的一面，可以从贾平凹笔下的人物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写起。
秦国和秦朝，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建立标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颛顼历”虽然不太合适，但中国地大物博，历法都凌乱着，有夏历，周历，殷历等六种，每年的正月都不一样，这还叫统一的国家吗？“书同文”，统一文字书写。“行同伦”，这件事做得差劲，“焚书坑儒”，人的思想意识能统一吗？一张纸把星星之火包起来，是痴心妄想呢。
一个国家，如果不打算什么事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那么在有些领域，可以遵循国际标准，而在有些领域，必须有自己国家的标准。前几天看过一个消息，说2015年人民币可以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我们快有自己的金融标准了。也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学，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批评标准。
第三点，我给老贾提个建议。
《带灯》这本书里，有二十几封信，是带灯写给自己意念中的意中人的。中国旧文学讲“写境”，也讲“意境”，“意境”显示着境界和深度，也显示着写作人的审美高度。旧小说里有那么多旧体诗，那是用来显示才能的。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是因为这本书里既有文学才华，还有文化才能。老贾在文章中多次说过，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像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观。带灯的这些信与小说里讲的故事是互不干涉的两条线。在我看来正是用来实现意境的，类似的方法他以前的小说也用过，比如《废都》里人和那头奶牛的对话，《土门》里主人公的灵魂出窍。老贾重视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地方，是与众不同，也是过人之处。但我觉得，这些信，这些信里谈的东西，太美好，太干净。里边的那种善也不是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不原生态，不混沌。可能这正是写作者的用意，带灯就是一盏美好的、干净的灯。我觉着有点理想化，这些信的力量压不住那里边的故事。“红学”的魅力在于追究故事之外的那些东西。或许《带灯》这本小说的故事太有力了，既复杂又清晰，既残酷又婉转。有的地方叫人掉眼泪，有的地方又令人莞尔。而且故事里的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真真切切，是“解体了”的人。“解体了”是什么意思呢？“**”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清晰的，下边的上百万人是个群像，每个人都是模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这个群像解体了，成为真实的个体。《带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就是这些清晰生动的个体。这仅仅是个建议，说出来，供主编参考。
今天我的话长，以后再填表格时，遇到“有何特长”一栏，我就填今天这次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