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 童子试

    第407章 童子试 (第2/3页)

岁星表》等。

    《朱氏群书》收论著七种,有光绪八年(1882)临啸阁刻本;《朱骏声文集》,有民国七年(1918)心社铅排本。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接下来,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 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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