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走向暴风雨
第九十九章 走向暴风雨 (第2/3页)
这些事，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钱大昕见他神色，也安慰道：“伯元，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难为你了。换了老夫，也不知如何作答为好。但老夫相信你，先前你也与我说过督学之事，这两浙之间，民生疾苦，你已知道了不少，既然如此，老夫也相信你是心怀苍生，有志于再兴盛世之人。若是有犹豫不决之处，只说你真心所想就好了。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不太清楚，我记得你先前有南书房入值、文渊阁直阁之事，督学之际，你文牒上犹有其职，不知此番改任，可曾有变化？”
“这些倒是没有，诏书说是入值如故。”阮元道。
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也不禁开始了沉思，过得半晌，方道：“其实朝廷里面，太上皇年纪毕竟大了，其余军国大事，多半都是和珅在做主，皇上师出石君门下，自然与和珅势不两立。或许少则数月，多则一二年间，京城中便要有一场殊死之斗，要么是皇上除了和珅，要么和珅可能会完全架空皇上，甚至……甚至另择新主。这殊死之斗，兵部便是最紧要之处。伯元，替你做兵部侍郎的是韩鑅韩大人，他是个治水的能臣，老夫也一直敬重，可毕竟年逾古稀，只怕入了兵部，也不过备位而已。兵部尚书金士松，从来勤勉，却也平庸，同样年纪大了，不堪大用。可李潢和台费荫，却都是和珅的心腹，这样想来，用韩鑅多半是和珅的主意，或许用你也是和珅的主意，只不过皇上也想用你，但和珅为了稳住兵部，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至于南书房……伯元，或许你回到京城，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你，眼下的南书房，也许已不仅仅是词臣唱和之所了。”
阮元也道：“先生，家父与我谈论此番变动，也一直不解南书房之职一直未曾更换，竟有何意，还望先生赐教。”
钱大昕道：“我听京城中人多有议论，太上皇这些年仍在主持朝政，而和珅更是已经封了公爵，这样看来，军机处和六部，只怕大半要务，眼下仍是和珅做主。皇上想用自己心腹，又该如何？南书房圣祖朝就多曾参与政事，此时重新重用南书房，亦无不可。眼下皇上也好，和珅也好，都想着用你在南书房中做些什么，皇上与你师出同门，和珅以你座师自居，这层关系，他们不会不知道的。”
阮元不禁笑道：“先生这不是说笑么？我虽升了侍郎，也只是二品，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可都是一品，亦或超品，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我即便做些什么，又能对这天下大势，有多少改变呢？”
钱大昕道：“伯元可知弈棋之道？有时黑白双方，各自得势僵持不下，往往一眼之间，便可决出胜负。做眼的一方成了，则可步步为营，一举制胜。可若是眼被填死了，就是满盘皆输之势！这个眼，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你眼下也是如此，你所言皇上、和珅、王公大臣，当然都比你重要，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只是你这枚棋子，究竟是黑是白，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
阮元不解道：“辛楣先生，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如今皇上垂青于我，我自当感激。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就再无交流，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
“只因和珅同党，大多皆是乌合之众。” 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道：“我在外为官，也有许多年了，何人依附和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为虎作伥，却又不堪大用之人，在上，便是排斥异己，暗中交结，在下，便是一边贪贿成性，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便立刻无所适从，甚至杀良冒功。他们人数不少，可京城之内，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他们没有可用之人，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没有得力羽翼相助，又有多大作为？但你不同，你曾与我说过，你虽是因江氏之故，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而且你在外任，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你这些作为，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定是要高于皇上的。”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曾对武亿立志之事，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并未明言反对和珅。
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道：“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
“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也并未亲政啊，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却也难说。”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还是有些忧心，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却也不是滋味，又道：“伯元，是老夫无能，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可说起日后之事，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你到了京城，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说，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自古文人，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又有几人？反倒是不得志的，自古传诵得多些，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东坡先生少年之时，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可后来他身陷党争，竟是半生都不得志，最后仅得身返中原。伯元，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甚至你眼下官职，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可眼下……伯元，你毕竟还年轻，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就……能实心办事就好，你还年轻呢，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其实谢启昆心中，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铲除和珅，成嘉庆中兴之业？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辛勤为官，与自己也相谈甚欢，堪称忘年之交，终也不愿空言大义，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
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道：“二位先生之言，我已经记下了，此去京城，在下办事必当谨慎，当然，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而且也清楚，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未来虽有风险，可也不该逃避。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
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便即回了嘉定休养。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离任之前，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名为《浙士解经录》，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
这日西湖之畔，诸生毕集，陈文述、许宗彦、钱林、端木国瑚、周治平等人一一到场，协同阮元编纂《经籍籑诂》的名士，也大多相聚一堂，为阮元、焦循举行送别之礼。阮元看着席间学生文人，想着自己可以于取材之际，不拘一格，可之后督学之人却未必有此气魄，此番群贤毕至之景，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现了，心中自也不觉伤感。
这日阮元右手边坐的儒生，名叫臧庸，平日精研经术，也是本地先儒卢文弨的入室弟子，卢文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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