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
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 (第2/3页)
的控制和发展，也唯有通过改善西北内陆交通，其中的矿产资源和森林农牧资源才能由此运往外部，实现经济合作与互补。无论是兴建铁路还是普及教育，在钱穆看来有效实施这些国家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将西安确定为新中国的国都。那么，首都的地理区位为何对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国首都所在之选择，虽非一种政治制度，而实与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内在甚深密之关系”。在钱穆看来首都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精神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控制枢纽，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质环境，其影响于整个政府之精神方面者，盖甚微妙而深挚”。钱穆十分强调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钱穆谈首都区位的历史大背景。钱穆预见到战后中国将迎来一次关键的立国时刻，因此定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百年立国大计的郑重宣示，通过一个定基性的政治决策来宣示对以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会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内陆恰恰是吸引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这些地区，以解决中国“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外，钱穆更为看重中国广大内陆的群众，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西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当地民众也缺乏条件来了解和靠拢政府，长期以往将损害一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其文章中对明成祖朱棣大加赞赏，在钱穆看来，基于明王朝当时的历史时刻，定都北京无疑是一个目光深远的政治决断。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实得汉、唐建都长安之规模，同样为一种逆势动态的进取国策。”在此意义上，定都西安就显得别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钱穆将未来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定位在中国的北部强邻苏联，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说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主要是应对立国时势而作，那么民族精神的重塑则称得上影响未来中国命运走势的百年大计。在此钱穆主要借助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来诠释地理因素对国民精神和国运走势的内在影响。
钱穆在《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中通过梳理秦以降两千年来中国各朝代首都区位的变迁与本朝立国规模的关系来论述该问题。在开篇，钱穆从“有些国家常有首都问题之发生，而有些国家则否”展开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类型学划分。
在钱穆看来，古往今来的国家分为两类：自然国家和人文国家，或曰单式国家和复式国家。钱穆认为，除开西方的帝国以外，泰西诸国从古代城邦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自然单式国家，因为它们都有自然之疆界与民族。
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汉以来就进入了人文复式国家的阶段，“其国家之创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复为自然的地形与民族之隔阂所限”，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相比较小，而受中国文明传统的影响更大。因此，西方大国的首都如伦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首都的地理变迁就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不乏地理条件的演变，但主要是人事所为。因此钱穆指出，“在人文复式国家，首都之选择，实为一至重极要之事。一国家之规模与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选择，已不啻如示诸掌”。
事实上钱穆所讲的立国规模与精神，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同时也可视作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基本国策。因此立国规模本身即是制度结构和文化气质的统一。钱穆把中国历史上的立国规模与精神主要分为两类：顺势进取和逆势退婴。而中国的立国规模同中国的地形地势又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总体而言，中国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为内陆地区，气候寒冷干旱；东南为季风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在经济层面来说，东南物产丰饶，经济繁荣，而西北物资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就自然之势而言，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会自然地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一切风气土物，亦削于西北而积于东南”。
实际上，有此种中国地理现实所引致的“自然之势”于中国各地均有不利影响。与西北地区的不利之处前文已经详细说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贫瘠闭塞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使中国始终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
然而，这样的局面于东南地区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东南的高度集中，会导致“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在费正清、孔飞力等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国中叶，中国东南地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隐患：
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钱穆所看重的是，过度的富庶和安逸对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侵蚀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钱穆藉此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秦汉隋唐为一个历史时期，宋元明清为第二个历史时期。西汉、隋和唐将国都置于长安；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偏安临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钱穆认为，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神。
就自然条件而论，长安实非定都之首选，关中地区的经济不足以供养国都，因此需要利用漕运从中国东部地区输送粮食物资，劳费极大，同时秦汉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阳和汴京都是中国人才荟萃的渊薮。而长安则需要将东部的精英一并输送至长安。
然而钱穆认为，就各个王朝之立国规模来看，西汉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充满了昂扬坚韧和积极进取的大国气质。相比之下，东汉则更显局促和守成，而北宋则疲软不堪，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国家沦陷。
钱穆认为，整个中国即是一个政治身体，“国家形势，譬之人身，倘以中国为一大人，西汉则头脑在关中，洛阳其胸部”。因此，西汉隋唐政治身体的头部直接面对苦寒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北方外敌的军事威胁，“头脑豁露在外，时时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个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危机感之中，由此激发了一个民族的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种奋斗竞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迁，封闭自足。钱穆认为，首都的选择应当从整个文明的精神气质上考量，弥合调剂中国文化气质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资源和人力绝不足以供给一个首都的规模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补充到首都来，籍此来保障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此种逆势的动进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钱穆看来西汉隋唐的政治首脑“常带一种复杂的动进性于不自知觉之中。而此种复杂的动进性，实与农业文化之安定纯一相得益彰”。
钱穆将上述国家首都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扩展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钱穆认为，西欧文明的中心始于希腊，继之以罗马，近代以后经西、葡、荷、法而到英国，然后再次转向大陆，又德国到苏联。总体而言，文明中心的历史演变遵循了“由平趋高，由暖趋凉，由小地面到旷大处”的规律。
钱穆认为，西欧文明中心的地理变迁规律使得欧洲民族得以不断保持一种“精力弥满，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概”。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将这一西方文明迭代继起的演变过程，大体总结为陆权最终对海权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钱穆则以地形高低作为文明中心变迁的内在机理。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历史转动趋向却刚好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规模是顺势向下的，缺乏一种逆势进取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偏枯”现象正是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形态相互对立的区域往往是大乱将至的前兆。因此，钱穆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内部去寻找，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领导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回向中国广大的高寒内陆地区。
如果把视野拉回到钱穆所生活经历的历史世界之中，我们就更能体会钱穆从国家民族精神层面推崇西安为新中国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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