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谈戏
邓友梅谈戏 (第2/3页)
就玩完，在前台唱不上去，散了戏叫琴师吊吊，一吊又上去了，气得他打自己的脸。观众对演员这种侮辱性的打击，于艺术的改进有什么好处呢？有经验的教师是很懂这个道理的。沈玉斌先生在世时，和我谈到李玉茹大姐小时坐科的笑话。头一回正式演出唱“主堂春”，一连唱了两段“人言洛阳花似锦”，第二段头一句唱完，她自己发现了，吓得直翻白眼。沈先生是她蒙师，为她操琴，就小声说：“不用管，唱下去，唱下去！”居然把戏对付了下来。下台后沈先生也没苛责，说：“头回上台，记住就好，”并没因此打掉玉茹的自信。我曾问过李玉茹大姐，此事当真，她大笑说：“哎哟，他还记着哪！”
但是当演员的也要有虚心听取批评的修养，不可自以为是。据说当年有个唱花脸的，专唱张飞，唱起来怪声怪气，动起来乱蹦跳，别人批评他，他还恼火。他一上台观众就抽签，剧团领导人没法儿办，只好炒她鱿鱼。这人不服气，剧团不干就在家里唱，又唱得四邻不安。人们告到派出所，警察劝他不要再唱，他说：“我这是正牌艺术，你们不懂。”警察说要唱可以，你到山沟没人地方唱去，不然拘留你，他没办法了，只好拿着丈八蛇矛到山沟去唱，自己唱没人听，十分寂寞。
恰好来了个打柴的，他把太八蛇矛一横说：“喂，你想死还是想活？”
打柴的说：“好好的，我干么想死呀？”
那人说：“想活就坐下听我唱一段戏，唱完放你走，想死我就给你一蛇矛！”
打柴的说：“听戏么，这有什么不好办的？”打柴的坐了下来，那人就唱，唱了不到一段，打柴的跪下给他作个揖说：“先生，您还是杀了我得了。”
看过上海京剧团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请京剧团，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这里见到香港票界几位著名的热心京剧艺术、并颇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李和声、陈廷骅诸位先生外，还见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发现票友先生们，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个印象，以为海外票界以上海人、天津人为主，如今不得不承认，我们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戏的多唱戏的少。我在北角看戏那天，听到剧场大厅里有几个角落传来了我熟悉而亲切天津话时，我激动不已，装作看报站在近处偷听了好久。谈话的内容，无关紧要，只是那乡音、口气、神情，以至穿装，却使我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童年，我太太问我：“你呆呆的看什么？”我说我对这话音、场景那么熟悉。尽管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马上可以猜出或编出他们的经历故事来，因为他们那么像我的舅舅、邻居、亲戚，和父辈的朋友们。假如我要写小说，选这些人作模特儿就有把握得多。而对地道的香港人，既便认识了一段时间，我也很难把握不住他们的心理，性格特征，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常说写小说要“熟悉生活”就是指这种“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过的，一九四五以后出生的天津人，则不知租界为何物，他们如果在香港听到那几位同乡谈天，就未必产生我那样的亲切联想。就像我和现在天津人相处，并不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一样。
我对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错觉，是赵柏溪先生引起的。
柏溪先生在旧金山经营商业，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柏溪先生夫妇都成了旧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剧录像、录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极丰富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大概不亚于他在经济上的成就。赵先生之到美国定居，也和京戏有点关系。三十年代末期，他还上学，就成了戏迷。这年夏天，他从学校夹着书包出来，溜到“中国大戏院”去听戏。当晚是马连良唱“群英会”，那是马连良的“扶风社”全盛时期，小生叶盛兰、小花脸马富禄，花脸则是袁世海。马先生讲究四框严紧，不仅行头、旗包守旧、桌围处处讲究，连龙套、武行也一律要求头剃的光亮，大领洁白，可这天有点异样，台上四个龙套唱着唱着剩下两个了。马先生在台上也有一点神色慌张。再看前台，不少观众在抽烟。柏溪先生奇怪，拉进茶房来问：“伙计，怎么啦，怎么马连良的龙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说：“少爷，出门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了！”柏溪先生想去看看，却又舍不得扔下马连良的借东风不听，等诸葛亮的东风借到，戏院外的水也淹没了附近好几条街。英租界地势低水更大，柏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着马路去到火车站，买了张票登上火车。从此一别天津五十年，在美国落了户。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时，已经是位功成业就的美国实业家了。
说我们天津老乡看戏的多唱戏的少，这话是不准确。在当天的宴会上就又被事实驳倒了；因为那天在餐桌上谈到了盖叫天先生，盖先生正是天津人，京剧界还有几位也是从天津出来的。老生李宗义、花脸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张春华是在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张云溪也是从这里上的台。
北方有彩头班，不知从何时起，我记事时已在天津有两家以机关布景著名的戏团，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而另一个就是“稽古社”的专用剧场“天华景”。我的年纪和张云溪他们相差不多，所以开始看他们的戏时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我小时虽爱看戏，但很怕由大人带着去，大人看戏不顾小孩的心理，专看他们自己爱看的悲剧或文戏。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强烈的刺激，后者则越听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戏时就专去“天华景”。那时他们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孙悟空活泼、猪八戒可笑，而最吸引人的是机关布景，演狮虎大仙战悟空了，演到狮虎大仙举起宝瓶时，突然灭了灯，台上变成电影；眼看着妖怪祭起法宝把孙悟空收进瓶子里去，这使我惊诧不已。还有一场戏，台上的唐僧竟当众被妖怪用火烧着，化为灰烬，虽然烧到一半就已看见那唐僧袈裟里也是一副芦苇扎的骨架，我仍恐怖万分，以至半个世纪曾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广乐戏院”演的机关布景戏，觉得不如四十年代我在“天华景”演的好；我怀疑当年“天华景”的机关布景，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最高水平的。真正的内行，对“机关布景”彩头班，有点像文学界看待武侠小说，把它们视作“低档艺术”。我倒觉得引进现代舞台技术，增加一部分观众特别是少年观众的兴趣，也不失为一个品类，也有存在价值，大可不必嗤之以鼻，而且彩头班也一样出好演员。张云溪、张春华、李元春、贺永华都是难得的好演员。
“稽古社”到后期就有点邪了。先是上演了从美国荷里活影片“罗宾汉”抄来的“侠盗罗宾汉”，在戏里大跳芭蕾舞“天鹅湖”，还由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弄了个西乐班子，天津人叫“洋鼓洋号”。张春华在洋鼓洋号伴奏下跳西洋舞，这出戏尽管有点歪门邪道，可是很卖座，票价由三角涨到一元，连演了三个多月。班主尝到了甜头，接着就又排了部美国电影戏“月宫宝盒”（这似乎是“巴格达窃贼”的一个版本）和社会新闻剧“燕子李三”，此后“稽古社”就走上了下坡路。到一九四四年班社就解散了。“稽古社”为京剧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可也有教训值得注意，一种传统民族艺术的改革，必须保存自己的精髓，以我为主，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若一切都随人家的模样办，就没有自己了。
在香港票界的招待宴会上联想起“稽古社”。“稽古社”演出了好戏，培养了人材，这些成绩和一位票友分不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渤海先生。
天津高家的发家史，可以写一部曲折离奇的小说，从数十年前我就注意过有关资料。高渤海先生是高家发达后的第二代，他从小爱听戏。由爱听到学着唱，高家的产业之一是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劝业场”四楼有个戏院叫“天华景”，少爷要学戏，自然很方便，他天天下了学校就到天华景去找老艺人学戏练功。一九二九年秋天前，他又去练功，教他的老师娄廷玉说：“少爷，我再帮你说两天戏可也就分手了，班子要散了！”
高渤海听了很吃惊，问娄先生：“没办法了吗？”娄先生说：“办法倒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不干你来干！”高说：“我还念书呢，哪会干这个？”有两位艺人就说：“有钱就行，你不会干我们教你！”高听了心中一动，回家和他父亲高星桥老先生商议。谁知高星桥先生是个创业之人，颇有眼光。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来叫他去试试看。于是年纪轻轻的高渤海就成了“稽古社”的班主。
高渤海热爱京剧，又有文化修养，有事业眼光，再加上交际广泛，这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稽古社”的营业好转后，高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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