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归来
柏林归来 (第3/3页)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心来接待我们，那是三颗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协的外事秘书。我在作协搞外联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们忙得团团转，头昏脑胀。她就是一个人，面对五大洲，广拓八方客：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划个弧形，高声说“古——得”，就全齐了。所以我学会的唯一一句德语就是“古——得”；她请我们去她家作过客，我发现她爱人舒曼先生对她的指挥才能比我们更心服口服，所以她们家也秩序井然，气氛温暖和美。舒曼先生是个自由职业的翻译家，对波兰的历史、文学极有研究。因为他在家中工作，家务劳动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们去旅行。我说：“这几天舒慢先生会轻松一点了。”芭芭拉说：“不会。我临走给他留下了作业，回来我要检查的。他不敢偷懒。”可是她爱他爱得要命，说她能安心把作协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个好妻子。没照顾好他！”
翻译施白兰，看起来还像小姑娘，像我们五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信仰坚定、热情、坦率又有些固执。我们在一起常忘了是两个国家的人，为一些小事争论下休，一边争一边笑。越争论越亲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毕业时俄文倒是学好了，中文却不大理想，为此她又到中国来工作了几年。平心而论，她的汉语满不错了，可她不满足，还想到中国进修一次。她常常一边翻译一边虚心地问我们她哪句话说得不对。刘绍棠很赞佩她的求学精神，就故意逗她，专用一些生癖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她越听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说：“刘绍棠，你别说这种话了，我完全没办法了！”引得我们大笑，她却认真地把这些听不懂的话全记在本上，不断地复习。
至于我们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机克劳茨，我只能说我永远不忘他对我们的热诚与负责，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司机个个都有他这么好的技术和这么好的工作态度。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成了池的副业，一切生活杂事他都包下来了。从葆琛去莱比锡的夜里，我们走错了路。一向以记忆力好自夸的刘绍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发号施令了。克劳茨只好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挨门求教，打了三家门才找到个老人问清路线。他始终笑嘻嘻的毫无倦色。
我们在民主德国欣赏过好几次音乐、舞蹈、戏剧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莱希特剧团演出的“三便士歌剧”。我一向敬仰这位大师，他的剧本凡译成中文的我都找来读了，也看过中国人演的布派戏。甚至自己也写过一个没有人演、也幸亏没有人演过的“布式”剧本。这次一看地道的布莱希特剧团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莱希特和它的本来面貌相差极远。当然，各国可以有各国的“布莱希特”戏剧，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莱希特，但认识一下地道的布莱希特却是十分必要的，总要看看庐山真面目，才可以评论和发挥。我想，对整个的民主德国也是如此，亲自看看，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多么深厚文化历史传统，而又有着多么强大现代活力的国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谊。
离开民主德国的前一天，我们登柏林的电视塔。有几个朋友陪我们一道去参观，在路上他们笑着说：“你们来以前，我们作过一个估计，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大家说，会彬彬有礼，会握手，不会有深入的谈话，更不会拥抱。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谈了，而且拥抱得很紧！”我说：“为什么那样估计呢？我们不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吗！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称作同志！”
友谊之花盛开的。喂，同志，一齐加把劲来培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