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一生悬命
第八十章 一生悬命 (第3/3页)
服”。所以井上光贞认为邪马台国各小国王只是“族长中的族长”，一种祭政合一的祭司王（《日本国家的起源》，第21页，1960年）。后来他又说，“女王国似已具备使各国贡纳谷物的国家形式，是日本最初的贡纳国家了”（《从神话到国家》，收入《日本历史》第一卷，第211页）。我最近见到京都大学上田正昭教授，知道他根据《魏志》说邪马台国有“大人”、“下户”、“奴婢”、“生口”，以及“门户”、“宗族”等法律地位区分的现象，曾主张当时日本已不是单纯原始公社的形态，而是具有身分组织的阶级社会。各国王也不是原始公社的族长，而是包含了以私有制阶级的共同体为基础的首长，邪马台女王则是统属这些国王的东方专制君主（见所著《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史研究》）。指出了当时日本国家的实质。1981年在天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上，我在答复关于日本古代国家性质的提问时，曾表示了接近上述意见的看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总之，邪马台国是日本父家长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魏志·倭人传》什么时候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但《日本书纪》编者在卷十二神功皇后纪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年三条下，已分别注明《魏志》所记各年中日使者往来的事。把卑弥呼当作日本三世纪时传说人物的神功皇后（传201—269年摄政）。卑弥呼（himiko）和神功皇后尊称“姬尊”（himemikoto）音近，以后学者多主张卑弥呼即神功说。江户时代日本著名史家新井白石（1657—1725），坚主邪马台为日本古都所在地即大和（奈良）说（后又主九州说）。但以后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从国粹主义思想出发，认为“神国”日本的皇室决不会朝贡外国，接受封册。因此到魏都的使节，绝非大和朝廷所派，只能是九州地方蛮夷（如熊袭）豪族僭冒女王之名，私与魏国交往。本居指摘《魏志》所述中日间沿途地名、道路、方向、日程等不符实际，因此认为邪马台国决不在大和而在九州。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邪马台国方位问题的渐多，最有影响的争论始于1910年，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和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同时发表了各自对邪马台国的研究论文，形成日本史学界长期对立的九州说和大和说两派意见，争论反复而激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京都两派仍继续相持，不得解决。1948年，东京大学教授榎一雄提出了所谓“放射形说”（属九州说）后，初步得到多数同意。
但这一问题到最近又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奈良盆地为中心）地区的理论，引起学界注意，报刊纷纷介绍评论。去年我在日本京都曾就这一问题谈了一点意见。我认为这一学说是值得重视的，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一）地理方位问题。从《魏志》行文上决无法证明邪马台位置在今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径路的实际距离上看，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二）时间差距问题。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公元四、五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百年以后的事；（三）从遗迹遗物看，公元三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包括分割镜、铜兵器等）以及水稻耕作多发现在北九州，最近还发现了铜铎原型的熔范（《历史与人物》，1983年10月，页124）。惟一能证明大和说的魏三角缘神兽铜镜也为我国学者王仲殊所否定（《考古》，1981年，第4期。1983年12月《考古学杂志》载近藤乔一《关于三角缘神兽镜制作的契机》一文，提出了异议）；（四）生产力因素问题，这点确很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第15期，1983年6月）。
《魏志·倭人传》在日本千馀年来受到特殊的重视和研究，近年来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广泛的兴趣。日本近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综合性的研究资料、论文集和通俗读物，我国史学界也写出不少论文，希望这方面的探索能和其他学科特别是日本考古学发掘和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密切配合，以获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