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五章 龟甲

    第三百九十五章 龟甲 (第2/3页)

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

    按理来说,这是曹端能猜度到姚广孝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了。

    可姚广孝的选择,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话锋一转,来到了一个几乎没什么人涉猎过的领域,一个极少有人质疑过的“事实”。

    “孔子非师君而理六经,六经皆史乎?”

    这句话让曹端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袭向自己。

    而原本以为曹端守住阵脚就能稳扎稳打赢下来的高逊志,也是同时面色凝重了起来。

    为什么姚广孝短短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原因就在于孔子整理了包括《礼》在内的先秦著作六经,孔子是整理者,也是传承者,礼作为儒家的根本,并不是孔子所创造的,而是三代君师创造的,这既构成了儒家源远流长的学术源头,也造成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正如朱熹解四书,解得是别人的东西一样,孔子修六经,同时也用了别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完美无瑕的。

    六经皆史,问的不是六经是不是都是史书,而是问的,六经是不是都是历史真实记载的载体?

    曹端的心头,隐约间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儒家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秘密”。

    那就是,谁都不敢保证,六经记载的东西,都是真的。

    六经之所以权威,还得归功于秦始皇,政哥一把火烧了大部分先秦藏书,后面又经过战乱,儒家的六经虽然也受损,但至少五经传了下来,相当于成了孤证,说啥就是啥,这也是儒家能始终掌握话语权的原因。

    历史长,够权威,懂迎合,换你当皇帝你也选儒家。

    当然了,虽然先秦流传下来的书籍不多,但还是有的,所以难免会跟六经里面的某些记载有冲突,可儒家关于历史的话语权还是牢不可破,这就是因为,其他孤本证明不了自己是不是伪造的,也证明不了自己记载的就是对的。

    两个矛盾的记载,你凭啥说我就是错的?

    再加上儒家在大部分时间都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即便是有质疑的声音,也都被掩盖了下去。

    曹端不确信姚广孝手里有没有什么能证明六经记载是错的的证据,但这话他没法答,索性曹端也不是不懂变通的,眼见着沙漏时间要走完了,干脆来了次装傻充愣。

    是的,辩经是可以装听不懂的。

    曹端一本正经地说道:“元代名臣郝经在《经史论》中有言: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

    “经即是史,史即是经。”

    这就是在装傻混过一个回合,等对方主动戳破,借此多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合的思考时间了。

    不过曹端还是要脸的,他倒也没有强行去拿这个回合的主动权来反问一句,当然了,曹端也没什么可反问的就是。

    姚广孝见对方装傻,微微一笑继续逼问道:“那到底是经在前还是史在前?”

    曹端看着姚广孝咄咄逼人的样子,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确定,姚广孝手里到底有什么,能让他这么自信,但有些关隘他没想明白,于是继续搪塞。

    “朱子有云: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自然是先经后史。”

    这里其实是朱熹治学的观点,只有先读经,在此基础上体验先王的意图,然后再读史书来知道古今兴衰,除此之外,就是说儒家的经义是根本,史书只是考查古今治乱安危、礼仪制度的辅助。

    姚广孝此时干脆彻底摊牌。

    “汝口口声声说《礼》乃是三纲五常之根源,三纲五常是天礼也是天理,那么想来《礼》代表了更根源的天理,可这《礼》,便没错吗?”

    曹端心中一凛,知道再也搪塞不过去了,不过他趁着这两个回合的机会倒也思考完毕,连忙答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君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同文为治。”

    曹端正面回答了姚广孝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古人不会离开事情去讲道理,六经都是记录三代先王政治的典籍,道艺和德行都聚集在这几本书上,所以肯定不会错。

    姚广孝问:“《礼》为官史乎?”

    曹端答:“六经皆周官掌故,所有的典章著作都是藏在王室与官府的,当然是官史。”

    姚广孝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人著史,就会有文过饰非。”

    鏖战五场的漫长辩论,终于到了最终结束的时候。

    双方从“古今之辩”这个命题开始,姚广孝以“变通”为核心论点,而曹端则一开始就以《周礼》为核心进行反驳,坚持崇古不变。

    姚广孝迁延到“变通的关键在于人”,曹端反驳“礼就是用来约束和划分人的”,姚广孝说刘邦、刘秀等人都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曹端反驳说“礼是天地、先祖、君师的本源,周礼和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是永恒不变的”。

    最后,姚广孝则通过一系列逼问,直接挑明了问曹端“记载和反映了三代历史的六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辩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到了这里,如果是真的,那么曹端赢,说明礼就是天理,永恒不变,后人只能顺着发展;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姚广孝赢,六经都是假的你跟我说什么周礼是天理?

    你家天理是人造的?

    事实上,只要【六经皆史】这个论点得到证明,那么理学的道统论的根基就会被动摇。

    之前介绍过理学的道统论,是从先王一直延续到孟子,由中唐韩愈进行古文运动时提出,继而被北宋五子发扬光大。

    那么,其实有个问题没说透,为啥要把儒家道统从先秦孟子直接跨过汉唐,跳到理学这里?

    因为汉儒以来内法外儒宋儒觉得不纯,所以直接给开除儒籍了。

    “我们宋儒的道统不从你们汉唐继承,直接找孟子他老人家去。”

    这就是北宋五子的想法,也是孟子地位被一路抬高到“亚圣”的原因。

    但问题是,你们理学,可以把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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