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药方的药方——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另类解读(上)

    不是药方的药方——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另类解读(上) (第2/3页)

,克扣粮饷。这一类的藩镇,对朝廷的忠诚度是最高的,可以说是唐庭立足关中的本钱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西北藩镇的所谓“忠心”,同样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朝廷粮饷到位了他们才忠心。若是粮饷不到位,那也说不得要造反。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被戏称为“小隆基”的唐德宗即位初期,便因为不重视西北藩镇的诉求,而导致了“泾原兵变”的爆发。

    第四种藩镇,被称为“东南财富型”,基本上都是位于荆襄、江淮、江南等地。这里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较小,成为了维持大唐朝廷运作的粮仓和钱袋子。

    这里的藩镇,都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庭主动设置的,兵力都很少,一般不超过万人,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御盗匪。

    这些藩镇内部动荡也较少。(12/171)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类型的藩镇,都是桀骜不驯的,都是骄横跋扈的。真正明火执仗“不听号令”的藩镇,只有第一种。

    那么,为什么中晚唐藩镇割据,唐庭却无法收拾呢,这里便要说接下来的第二条。

    藩镇存在的强大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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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藩镇的社会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存在,都不会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否则这个政治结构就无法稳定存在。那么,藩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必须要把中唐的社会格局、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摆在一起来看。

    中唐时期,人口周期律已经进入“危险高发期”,天宝年间,户部有超过八百万的户口,若是把隐藏户口也算上的话,那么整个大唐起码有五千万到六千万人口,只可能更多,不会更少了。

    而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而商品经济的规模与质量,却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拟的。

    这个时候,中唐(安史之乱前)的社会结构就呈现出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按照以往的规矩:

    土地兼并遵循着标准模式,大量自耕农成为佃户,依附于权贵,成为权贵庇护下的“黑户”。

    同时,大量破产农民,背井离乡,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的大唐王朝,顺应这个趋势,用募兵制的办法,暂时压住了社会矛盾。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贵族们为了革命,总不可能接过贫民递过来的绳索,然后把自己吊死,对吧?

    贵族们手里的田,如果没有人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也是不可能吐出来的。

    于是只能杀掉一些权贵,开始王朝重启。

    然而,大唐的情况稍有不同。

    天宝年间大量破产农民,变成了边镇的长征健儿,以及在当地安家落户。使得大唐有了疯狂开边的社会基础,也为基哥实现开疆的理想提供了构图的原材料,也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爆发。

    一场安史之乱,打断了开边的进程。

    不过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局面会如何演变。

    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破产农户只会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破坏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边疆是容不下他们的,只能开启疯狂内卷的模式。

    大唐开边的方向是西域,那边人可以承载的人口极为有限。

    科技发展也进入瓶颈期,没有实施工业革命的社会土壤。

    大唐高层穷奢极欲的风气一浪高过一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边疆大乱,农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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