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清朝皇陵
第29章清朝皇陵 (第3/3页)
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 石质构件 。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