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大学科研内卷的两大根子解析
第183章：大学科研内卷的两大根子解析 (第2/3页)
教授，至少需要3-5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最好有1-2篇SCI或EI；至少需要1个省级及以上项目，或者2-3个市级项目；横向经费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数额；还要有获奖、有社会服务成果，甚至还要有教学方面的成果。这么多指标，要在3-5年内完成，难度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这些指标之间，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要发论文，就得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查资料、写论文、改论文，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要拿项目，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写申报书、跑评审、搞人脉，甚至还要经常出差；要搞社会服务转化，就得花时间和企业对接、沟通，解决实际问题；要参加教学竞赛、指导学生，就得花时间备课、磨课、指导学生。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多，怎么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
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博士毕业，才华横溢，入职的时候，大家都很看好她。她一开始想安安心心做基础研究，可考核指标逼着她不得不改变方向。为了发论文，她每天泡在实验室，周末也不休息；为了拿项目，她经常出差跑评审，家里的孩子顾不上，老人也顾不上；为了完成社会服务指标，她还要和企业对接，经常加班到深夜。就这样，她还是没能完成所有的考核指标，评职称的时候，还是因为横向经费不够，没能通过。她跟我说：“鹿老师，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被考核指标抽着转，停不下来，可转来转去，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转了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而是当前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大家只能什么都去做，什么都去尝试，可结果呢？什么都做不深、做不精，没有真正的核心成果，只能在“内卷”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还有“平”。这个“平”，不是公平的“平”，而是“平均化”“无差异化”的“平”。为了追求所谓的“公平”，科研评价体系搞无差异的量化考核，不管什么学科、什么专业，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研究难度有多大，都用一套标准来衡量——论文数、项目数、经费数，全部换算成分数，一排序，谁高谁低清清楚楚。
可大家都知道，搞科研、做学术，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不同学科的特点不同，研究难度不同，成果产出的周期也不同。比如，基础学科的研究，难度大、周期长，论文产出慢，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少；而应用学科的研究，周期短、见效快，论文产出多，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多。如果用同一套量化标准来衡量，对基础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一篇有分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可能顶得上十篇、几十篇凑数的论文；一个扎扎实实做成的重大课题，可能比十个、几十个应付差事的横向项目更有价值。可在量化考核体系里，这些差别都被抹平了。一篇SCI三区的论文，只要赋分相同，就和一篇SCI一区的论文一样；一个几万元的横向项目，只要赋分相同，就和一个几百万元的国家级项目一样。这种“一刀切”的量化评价，只会引导大家去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去追求速度，而不是深度。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评审科研成果，有两位老师，一位老师发表了10篇普通核心论文，没有重大项目，也没有获奖；另一位老师只发表了3篇SCI一区论文，有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还有一项省级获奖。按照当时的量化标准，那位发表10篇普通核心论文的老师，得分比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还高，最后，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竟然在考核中被评为“不合格”。这件事，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老师都觉得不公平，可没办法，量化标准就在那里，分数说了算。
在这种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难出成果、耗费时间的科研，都去做容易出分、容易得分的事。反正分够了就行，反正能通过考核、能评上职称就行，至于研究的是什么、有没有价值、能不能产生实际影响，没人去关心。久而久之，科研就变成了“凑数量、刷分数”的游戏，而科研的本质——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一个根子——科研评价机制的扭曲，它逼着大家不得不卷，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和理想，陷入“为了考核而科研、为了分数而科研”的怪圈。
第二个根子：科研资源分配机制出了问题。
如果说评价机制是“指挥棒”，逼着大家去卷，那么资源分配机制就是“方向盘”，决定了谁能卷得赢、谁只能被淘汰。评价体系只管打分，不管分资源；而资源怎么分，怎么分配才合理，才是另一个更关键、更难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科研资源分配，说白了，就是“认帽子、看牌子”，这六个字，道尽了当前科研资源分配的现状，也让很多普通科研工作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先说“认帽子”。这里的“帽子”，就是各种人才头衔、人才称号，比如“杰青”“长江学者”“万人计划”，还有省级的“拔尖人才”“青年英才”，市级的“学科带头人”等等。有了这些“帽子”，就等于有了“通行证”，科研资源会主动找上门来；没有这些“帽子”，就算你能力再强、再努力，也很难拿到优质的科研资源。
我在科技管理岗位上干了四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位“杰青”教授，刚拿到“杰青”头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主动找上门来，经费直接拨了几百万元；学校还专门为他建了实验室，配备了最好的团队、最好的设备；甚至连申报其他项目、发表论文，都能得到优先照顾。而和他水平差不多、甚至比他更有才华的另一位教授，因为没有“帽子”，申报了好几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石沉大海；想要申请实验室设备，也因为经费有限，一直得不到批准；发表论文，还要和成千上万的人竞争版面，难上加难。
我们江城科技大学就有这样一对对比鲜明的例子。我们学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教授，是“省级拔尖人才”，有“帽子”加持，每年能拿到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学校专门为他组建了10多个人的科研团队，配备了先进的实验室和设备。他牵头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课题，拿到了国家级重大项目支持，经费高达800万元，还和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成果转化前景广阔。而和他同院的张教授，比李教授早入职五年，才华并不逊色，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可因为没有“帽子”，一直得不到优质资源。
张教授曾牵头申报过三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因为“无人才头衔、前期资源支撑不足”被驳回；他想申请实验室设备更新，每年提交申请，都因为经费优先分配给有“帽子”的人才，而得不到批准。有一次，张教授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算法，能有效提高人工智能的运算效率，可因为没有经费支持，无法进行后续的实验验证和成果转化，最后只能发表一篇普通核心论文，不了了之。张教授跟我说：“鹿老师，我不是不努力，可没有资源，没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只能烂在肚子里。那些有‘帽子’的人，手里握着大把资源，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们这些没‘帽子’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帽子”是怎么来的？很大程度上，是靠已有的资源堆出来的。好学校、好团队、好导师，更容易拿到优质的项目、优质的资源，也更容易培养出有“帽子”的人才；而普通学校、普通团队的普通老师，就算能力再强，没有那个平台，没有那个人脉，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也很难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自然也很难拿到“帽子”。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帽子”的人，能拿到更多的资源，能做出更多的成果，能拿到更多、更高级别的“帽子”；没有“帽子”的人，拿不到资源，做不出成果，更拿不到“帽子”，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越卷越难。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教师，搞了一辈子基础研究，能力很强，也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可因为没有“帽子”，一辈子都只是个副教授，申请了几十次项目，只中过几个市级小项目，经费少得可怜，连实验室设备都买不起。他跟我说：“鹿老师，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可我没有资源，没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那些有‘帽子’的人，手里握着大把的资源，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们这些没‘帽子’的人，就算拼尽全力，也赶不上人家的零头。”
再说“看牌子”。这里的“牌子”，就是学校的级别，比如“双一流”高校、985高校、211高校，还有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这些标签，直接决定了一所学校能拿到多少科研资源，也直接决定了这所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能拿到多少资源。
现在，国家、省里的科研经费，大头都往“双一流”、985、211高校流，这些学校，每年能拿到上亿元的科研经费，而普通本科院校，能分到的经费，往往只是人家的零头，甚至连零头都不到。我们江城科技大学作为一所211高校，还算好一点，每年能拿到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可和那些“双一流”高校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那些普通的地方院校，每年能拿到的科研经费，可能只有几百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连维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